永熙六年经过三年休养生息大明帝国如同一个从重病中痊愈的巨人开始重新舒展筋骨。
内政初步理顺军事改革初见成效魏渊的目光终于越过嘉峪关投向了广袤而动荡的帝国西垂。
他深知内安之外必求外攘有些历史遗留问题与潜在威胁必须在他这一代解决才能为华夏后世打下一个稳固的战略基础。
他的视线首先聚焦于青海地区。
这片土地此刻正主要由和硕特蒙古汗国实际控制。
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即瓦剌)四部之一在其杰出领袖固始汗的率领下于崇祯十年(1637年)左右自新疆南下击败了原本盘踞于此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占据了青海草原。
固始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他不仅掌控了青海更将其影响力深深植入了西藏事务。
目光再向西南便是西藏。
此时的雪域高原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
藏巴汗政权(第悉藏巴)在固始汗的军事打击下已于数年前覆灭和硕特蒙古人成为了西藏新的世俗统治者固始汗本人坐镇日喀则掌握了最高权力。
然而西藏的宗教格局极为复杂格鲁派(黄教)在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领导下正值鼎盛与固始汗结成了稳固的政教联盟以对抗其他教派和世俗势力。
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正在五世达赖喇嘛的主持下进行大规模扩建象征着格鲁派权力的上升。
可以说西藏正处于一个“蒙藏共治”世俗权力(和硕特汗王)与宗教权力(格鲁派达赖喇嘛)并存的局面。
将视野转向更遥远的西北那是曾经的西域。
这里则是卫拉特蒙古其他诸部的天下。
其中以准噶尔部最为强盛正在其雄主巴图尔珐台吉的领导下迅速崛起整合各部势力范围以伊犁河谷为中心囊括了天山以北的广阔区域。
而天山以南的传统绿洲农业区则由叶尔羌汗国统治这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国后裔建立的政权但其国势已衰内部矛盾丛生正面临着来自北方准噶尔部的巨大压力。
再往西是强大的哈萨克汗国其与准噶尔部为争夺牧场和贸易路线冲突不断。
更遥远的中亚腹地此时则是诸汗国并立的局面。
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等政权控制着河中地区而南方的莫卧儿帝国正处在沙贾汉统治末期虽显颓势但依旧体量庞大。
在魏渊的案头来自军情司的报告清晰地勾勒出西垂的危局:一个以和硕特蒙古控制青藏、准噶尔蒙古虎视西域为特征的全新的、强大的“蒙古势力圈”正在形成。
他们虽非铁板一块但任何一方崛起都可能重现当年蒙元南下牧马的威胁。
尤其是正在高速整合、扩张欲望强烈的准噶尔部在魏渊看来其未来必成心腹大患。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魏渊凝视着巨大的西域舆图手指重重地点在标着“准噶尔”和“和硕特”的区域上。
他知道大明若想真正中兴不再重蹈“困守长城”的覆辙就必须主动西向重新打通并牢牢掌控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战略走廊将帝国的边疆推进到一个足以保障中原腹地安全的天然界线。
一场关乎国运的西进战略已在魏渊心中酝酿成型。
明朝中后期曾经短暂复现的汉家王朝对西域的经略荣光如同河西走廊尽头的落日般不可挽回地沉入黑暗。
朝廷对西域的管理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进取到全面收缩直至最终失控的漫长过程。
明初尤其是永乐年间凭借强大的国力明帝国曾一度重建了在中亚的影响力。
明成祖朱棣派遣陈诚多次出使西域招抚诸国并在哈密、吐鲁番等地设立哈密卫等羁縻卫所构建了一个以朝贡贸易为纽带以军事卫所为支点的松散统治体系。
这一时期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别失八里等皆遣使来朝奉大明为宗主丝绸之路也曾短暂重现商旅不绝的盛况。
然而这套体系的维系极度依赖帝国的军事威慑和经济实力。
自仁宗、宣宗以来明朝的国防战略逐步转向保守固守长城一线的“九边”防御体系成为重心对遥远的西域则失去了开拓和维持的兴趣与财力。
朝廷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内部的党争、财政危机以及东南的“倭患”。
西域这片被视为“耗钱耗力”的化外之地其战略重要性在朝堂之上被严重低估。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正德、嘉靖年间。
此时东察合台汗国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日益强大而蒙古瓦剌(卫拉特)各部也持续西迁挤压着明朝的生存空间。
正德八年(1513年)吐鲁番速檀满速儿攻陷哈密明朝苦心经营的哈密卫名存实亡。
尽管嘉靖初期朝廷内部曾有“复哈密”之议但最终在杨廷和等主政大臣“疲中国以事外夷非计也”的论调下收复行动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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