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略记第300章南梁文学家徐摛

徐摛字士秀南朝梁代重要文学家以开创“宫体诗”着称于世其子徐陵亦为文坛巨匠父子二人并称“大小徐”共同塑造了南朝后期文学的重要风貌。

《梁书·文学传》以三千余言详述其生平结合《南史》《隋书·经籍志》等史料印证可勾勒出这位文学革新者的完整人生轨迹。

徐摛的家世可追溯至东海徐氏这一宗族自汉魏以来便是儒学世家虽非顶级门阀却以“传经守礼”闻名。

其父徐超之曾任南朝宋政权的员外散骑常侍虽官职不高却为徐摛奠定了深厚的家学基础。

史载徐摛“生而敏慧五岁能诵《论语》八岁可属文”展现出异于常人的文学天赋。

他的早年教育遵循士族传统先从乡中宿儒研习《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后又遍览《楚辞》《文选》等辞赋总集尤其对汉赋中的铺陈技巧与魏晋诗歌的韵律之美情有独钟。

青年时期徐摛曾游历建康（今南京）与当时的文人雅士交游其习作《秋兴赋》因“辞采清丽意境幽远”在士林中流传为他赢得了“江东才子”的初名。

这一时期的积累既培养了他对文字的敏感也让他深谙传统文学的规范为日后突破传统埋下伏笔。

南齐末年徐摛以“秀才”身份被举荐入仕初任太学博士负责典籍整理与教学。

这一职位虽清苦却让他得以系统研读宫廷藏书尤其对汉代乐府诗中“相和歌辞”的世俗题材与明快节奏产生兴趣。

不久后他转任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的记室参军从此与皇室宗亲建立联系。

萧纲当时年仅十岁喜好文学徐摛作为幕僚不仅为其讲授诗文更常陪侍宴游创作应景之作。

史载“王每游宴摛必侍从赋诗唱和动辄成篇”这段经历让他逐渐摸索出贴合贵族审美趣味的创作路径——不再局限于传统诗赋的庄重题材转而描写园林景致、宴饮细节与侍女情态文风日趋纤巧。

梁武帝萧衍即位后广纳文士徐摛因萧纲举荐被召为尚书祠部郎后迁为太子中舍人正式成为宫廷文学侍从。

梁武帝本人雅好文学常于华林园、乐游苑举办文会徐摛是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之一。

他的应制之作多为“颂”“赞”类文体如《籍田颂》以“翠幕星陈雕轩云布”描绘帝王亲耕场景辞藻富丽而不失庄重；《菩提树颂》则融合佛理与辞采被武帝赞为“文质彬彬得讽咏之致”。

但更具突破性的是其诗歌创作：他将乐府诗的通俗性与辞赋的雕琢美结合写下《咏舞》《赠内》等作其中“低鬟向绮席举袖拂花钿”“朱颜含远日翠色影长川”等句以细腻笔触刻画女性姿态开创了“状貌写情”的新范式。

注重对偶工整善用色彩词汇题材聚焦闺阁、宴乐、自然小景被时人称为“徐体”。

这种风格虽遭部分守旧文人非议却因贴合宫廷娱乐需求而迅速流行连梁武帝也常“命摛作艳诗以为笑乐”。

大通三年（529年）萧纲被立为太子徐摛任太子家令成为东宫文学集团的核心。

他与庾肩吾（庾信之父）、张率等文人形成创作群体系统推动文风革新“宫体诗”作为独立流派自此定名。

徐摛在东宫期间的创作进一步强化了“宫体”特征：一是题材的世俗化将笔触从朝堂转向闺房、从功业转向私情如《夜听妓》“朱唇动素腕举洛阳少童邯郸女”直写宴乐场景；二是语言的“绮靡”追求“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与湘东王书》）如《咏美人》以“嫩柳半垂阴新莲刚出浦”喻女子情态比喻精巧；三是格律的探索其诗多为五言四句或八句平仄已具规律为唐诗近体诗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这种风格直接影响了其子徐陵。

徐陵自幼随父在东宫学习成年后编纂《玉台新咏》收录大量“宫体诗”并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主张将徐摛的创作实践上升为理论。

同时期的庾信青年时与徐陵并称“徐庾”其早期作品《春赋》《七夕赋》中“芙蓉玉碗莲子金杯”等句明显可见徐摛的影响。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建康沦陷徐摛随萧纲被囚。

史载其“在贼中犹授太子《老子》讲论不辍”展现出文人的操守。

乱平后他辗转回到江陵被梁元帝萧绎任命为光禄大夫。

晚年的徐摛创作风格略有转变作品中多了乱离之感如《哀赋》“城空雀鸟巷无马牛”悲叹战乱带来的残破褪去了早年的绮丽添了沉郁之气。

承圣三年（554年）徐摛病逝于江陵享年七十七岁临终前仍叮嘱徐陵“吾文虽靡然承汉魏之余开新变之路汝当守之勿为流俗所移”。

《梁书·文学传》以三千字篇幅为徐摛立传除详述其生平更收录其《劝进表》《与释智恺书》等文赞其“属文敏速不加点窜每有制作俄尔便成”。

史传既肯定其“革易前体标新立异”的文学功绩也指出其“内容偏狭流于轻艳”的局限。

唐代史学家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批评“宫体诗”“亡国之音”将其与南朝奢靡之风关联；而清代学者王夫之则认为徐摛“破经生之拘滞开词章之新境”肯定其在文学形式探索上的价值。

客观而言徐摛开创的“宫体诗”虽题材有局限却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推动了汉语韵律的成熟是中国文学从“古体”向“近体”转型的关键环节。